《易经》成书的年代，现 已无法确考，据《易传·系辞下》所载：“《易》之兴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又说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？是故其辞危。”因此，一般认为《易经》成书于殷周之际。
　　殷周之际是我国社会的变革时代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《殷周制度论》中指出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。殷周间之大变革，自其表言之，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，自其里言之，则由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；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。”他说：“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，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，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，君天下臣诸侯之制。二曰庙数之制。三曰同姓不婚之制。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，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、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困体。故知周之制度典礼，实皆为道德而设。”
　　《礼记·表记》对的殷与周之思想文化作了比较，指出：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，先罚而后赏。”周则发生了重大变革：“周人尊礼尚施，事鬼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。”这些变化在《易经》中也有所反映。《易经》中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天命鬼神观念，但已开始向道德与智谋的转化。这就是《易经》中的道德内函与蕴函的哲理。儒家道德思想源于《易》之道德内函，道家哲学思想则源于《易》之哲理。
　　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学术派别。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中对儒家评论是：“儒者，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，不可易也。”又说：“夫儒者以六艺为法。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：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，序夫妇长幼之别，虽百家弗能易也。”司马谈是站在崇道贬儒的立场评论儒家的，对儒家的评价不如道家那么高。班固《诸子略》中对儒家的评论是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徙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《六经》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”。司徒之官为主管教化之官，儒家是以道德教化为业的学术派别。班固对儒家的评价比较公允。
    儒家以尧、舜为崇拜的圣人，孔子言行汇编的《论语》中有《尧曰》章，记述尧传舜，舜传禹的告诫，特别讲到“允执厥中”。这一告诫是孔子《中庸》思想的来源。因此，说儒家“祖述尧舜”是有所据的。但尧、舜年代久远，对儒家的影响是有限的。孔子在研究礼乐制度时曾发出夏礼、殷礼文献不足的感叹！“子曰：‘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夏礼，殷礼的文献都不充足了，更何况更为久远的尧、舜时代的文献资料了。
　　根据《论语》所载，孔子直接继承的是周代文化。“宪章之武”，即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与周公。孔子说：“周监于 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（同上）孔子以周文化的继承者自居。《论语·子罕》中记载，孔子周游列国时，曾在匡地被拘禁。孔子毫不畏惧地说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这是说：周文王已经死了，周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？如果上天果真要消灭这一文化，那么作为后来者我，就不会得到这种文化；天将这种文化交付于我，就是不愿消灭这种文化，匡人又能怎么样我呢？
　　孔子继承周文王开创的周代文化，而相传为周文王推演而成书的《易经》必然是其重要的思想渊源。
　　孔子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，即五十岁之前，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（《中庸》），建构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；五十岁以后，通过研《易》涉及天命之学，为其伦理道德思想提供理论依据，将其提升为道德哲学。这一论断可以从孔子自述其治学经历来证明。
　　“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对这一句话，近人钱穆等人认为，“易”为“亦”字。然而，从魏时何晏《论语》注、北宋邢疏，皆以《易》为解。何晏注曰：“《易》穷理尽情以至于命，年五十而知天命，以知命之年，读至命之书，可以无大过。”邢疏曰：“此章孔子言其学《易》年也。加我数年，方至五十，谓四十七时也。《易》之为书，穷理尽情以至于命，吉凶悔吝，豫以告人，使人从吉不从凶，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《易》，可以无过咎矣。”
    这一注疏是符合原意的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中说：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”治有研究整理的意思。庄子是战国时代思想家，对孔子多有评论，这一孔子治《易》之说当为可信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，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史学家，他的记载绝非无稽之谈。据最新考古发掘出的帛书《易》中的《二三子问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等篇，皆记载孔子与《易》的关系。帛书《易》的《要》篇记载：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。”这与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载是相同的。另外还详细记述了孔子的弟子对他“老而好《易》”提出了质疑：“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？”孔子的答复是：“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”说明他是从“德义”方面研究《易经》的。
　　如果认为这些记载仍不足信，那么记载孔子言行的《论语·子路》中则有：“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”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己矣。”
　　何晏注曰：“孔曰南人，南国之人。”又引郑曰：“言巫医不能治无恒之人。”对“善夫”的注曰：“孔曰：此《易》《恒》卦之辞：德无常，则羞辱承之。”对“子曰：不占而己矣。”注曰：“郑曰易所以占吉凶，无恒之人，《易》所不占。”另有对“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”的解释为：人没有恒心，连巫医都作不了。尽管解释有所不同，但《论语》中这段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为《易经》《恒》卦九三爻辞则是事实。这说明孔子不仅研究《易》，或引《易》以发表评论。
　　另外，从孔子自述其一生思想演变所说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愈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也说明孔子年五十而思想发生一重大转变，开始转向研究天命之学，即转向哲学思考，为其伦理道德建构哲学理论依据。
    在孔子之前的典籍中，只有《易》为哲学经典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评论“六艺”时指出：“六艺之文，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《礼》以明体，明者著见，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求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，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原，故曰：‘《易》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’言与天地为始终也。至于五学，世有变故，犹五行之更用事焉。”这是说，“六艺”中的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皆为专门之学，即所谓“五常之道”，各有具体内容与具体用途，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其作用与价值，而《易》是属于“形而上”之哲理，为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的理论依据，即所谓“五学”之原，其作用与价值是无限的，即其“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孔子晚年转向研《易》，是其思想发展之必然。
　　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思想是“天人合一”，这一思维模式是《易》所开启的。这就是《易传·系辞下》中所说的伏牺氏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《易》为中国天人之学，即哲学之原。先秦各家，皆吸取《易》之思想，建构各自的思想理论体系。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吸取《易》之思想，将其伦理道德思想提升为道德哲学。